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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进行了大调换，随后，毛主席亲自会见了这些换了岗位的司令员以及他们的政委。

提到杜平的时候，毛主席率先发话：“这不就是杜平嘛，人家可是大学生哦！”然后他转头跟旁边的许世友他们几个说：“我呢，是个师范生，而杜平，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杜平挠挠头，有点尴尬地说：“我其实不能算是个正经大学生。”

主席一开口，大家都愣住了，心里直嘀咕，杜平从来没提过这事儿，别人那儿也压根儿没听到过半点风声。

对于这帮革命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想去上大学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1908年，杜平在江西省万载县黄茂县呱呱坠地。家里件挺差，就是个租地种地的农户。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全靠老爸耕地、老妈织布来养活。

杜平确实挺走运的，在他家8个孩子里，老爸偏偏挑中了他去上学。杜平心里明白，这机会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他学习特别拼命，一路读啊读，最后就进了东洲中学。

中学一毕业，杜平心里还惦记着要继续念书。尽管家里条件不好，挺穷的，可他爸还是咬咬牙，决定要满足儿子想读书的心愿。

因为这事，杜平他爸受了不少人的冷落。杜平有个挺有钱的姑丈，当杜平他爸找上门借钱时，这姑丈不光小气不肯帮，还用难听的话挖苦：“兜里没钱，还读什么书啊？逞哪门子能呢！”

不过杜平的父亲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办法凑够了学费，好让儿子能够外出上学。

杜平去了长沙念了两年大学，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因此，杜平是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

说起他那段参加革命的日子，他很少主动聊起，因此，好多和他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压根不知道杜平其实是个读过大学的文化人。

为啥杜平将军就是不肯说自己是个念过大学的人呢？

他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全靠他上的那所私立大学——湖南群治大学。

建国以后，毛主席晓得杜平将军在群治大学念书时，开玩笑地说：“那学校啊，不咋正规。”

虽然毛主席开玩笑说那是所不怎么样的大学，但说实话，它真的是当时湖南为数不多的大学之一。

那时候，新学校跟春天的竹笋似的一茬接一茬冒出来，质量上自然就参差不齐了。这样一来，就冒出了不少不靠谱的学校。毛主席在长沙读书那会儿，也没少打听各样的学校，对于那些他不了解的学校，他统统称之为“不靠谱学校”。

群治大学在那个时候，算是长沙新弄起来的一所民间大学，不过它的背后站着不少大人物。像章太炎、谭延闿、于右任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会成员。

这所学校是长沙最早建立的那12所大学里的一个。到了抗战时期，长沙就只剩下3所大学了，群治大学就是这三所里的其中一所，另外两所大学分别是国立湖南大学和私立湘雅医学院。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缘由，杜平将军感觉自己上的那地方不像正经大学，心里头就没啥底气。后来他还是说：“我算是个大学生，这是罗荣桓跟毛主席提的。以前我一直不大乐意说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去的是湖南长沙那个群治大学，是个私立的。”

爹走了之后，因为学费没了来源，他没办法只能退学回家。之后，他加入了农民协会，暗地里干起了革命的活儿。

1930年那会儿，红3军开到了万载。杜平实在是想加入红军，磨了好一阵子，终于如愿以偿。他被安排到了宣传部门，开始在那儿干活。

1931年的时候，杜平接手掌管了红3军的政治训练大队，当上了大队长，没过多久，他又转去做了军医处的政治委员。

八月那会儿，杜平在战场上意外得到了两大箱子特别值钱的针药，他便找了个挑夫帮忙扛着。可战斗打得太猛了，部队在匆忙转移的时候，那两箱针药竟然不翼而飞了。

黄攻略得知此事后，火冒三丈地训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把我们那么紧缺的针剂给弄丢了！这样，我给你一担金子，你必须得给我换回同样多的针剂回来！要知道，那些针剂能救多少伤员的命啊！”

杜平心里头一下子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认认真真地反省了自己。

黄攻略继续讲：“得真真切切吸取这次教训，要是咱自己的人去选，东西也不至于没了。”

这次经历，对杜平来说收获特别大，从那以后，他就把“找关键”和“精益求精”当成了自己干活的两个原则。

11月份，杜平被调到了红3军无线电队当政委。到了1934年4月，他又转任红1军团无线电队的政委，同时还管着军团直属队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工作。这样一来，通信联络就顺畅多了，给他创造了不少好条件。

长征结束后，无线电队的队员们过得挺不容易，因为他们得扛着电台、充电器还有好多其他装备。杜平就给大伙儿打气：“咱这电台，那可就是咱们的战斗工具，跟第二条命似的。不管碰到啥大难关，一个零件都不能少，都得给我好好带着。”

1935年10月，长征顺利结束后，军团领导对无线电队那是赞不绝口，连毛泽东都特地点名，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走。

抗战一开始，中央军委就搞了个留守兵团，里头包括了8个警卫团。杜平呢，他被派去当第3团的政委，还兼着政治处的头儿。

1941年的时候，杜平被调到了警备1旅，当上了政治部主任这个职位。

1945年那会儿，杜平参加了党的七大。后来聊起这事儿，他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七大，那次大会把毛泽东思想定为了咱们党的行动指南，写进了党章。一想起跟着毛主席一路赢、一直赢的那些日子，我心里头就特别激动，感觉特别美。”

抗战一开始，中央就定下了“北上发展，南下防守”的大方向，让全国各地的根据地把精锐部队都派到东北去。

1946年年底12月时，杜平一路经过北平，再到临沂，然后经过烟台，最后从大连到达了哈尔滨。

在大连待的那阵子，他遵照罗荣桓的命令，搞了个旅大建国学院。他大力招收那些有上进心的年轻知识分子，好好培养，为经济建设输送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

到了哈尔滨，谭政一见到杜平，就直接开口：“现在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罗荣桓和我俩在管。政治部那边，秘书长和组织部副部长的位子还空着，我看你来干这两个活儿咋样？”

后来，杜平历还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的组织工作负责人，以及第四野战军的组织部长职位。他亲身参与了多次重大战役，比如三次渡过江南的战斗、辽沈大战、平津大战，还有衡宝战役等等。

1949年3月25号，毛主席带着中央的机构和人民解放军的总部走进了北平城。

下午三点整，毛主席站在一辆吉普车上，朝着接受检阅的部队挥手致意。这时候，杜平赶紧拿起相机，咔嚓咔嚓连拍了好几张。这些照片里，毛主席站在那辆没顶棚的汽车上，正在认真地检阅部队，真是难得的好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送到了毛主席面前，他一看就特别喜欢，连声说好。当他得知这是杜平拍的，更是乐开了花：“杜平还会这一手，拍照技术还真不赖！”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杜平被任命为志愿军里的政治工作头头。

部署首场战役期间，杜平把关于首战的政治动员指令递给了彭德怀，让他过目并给出意见。

彭老总看过之后，动手删了几句话，然后把落款自己的名字给划了，换上了“政治部主任杜平”这几个字。

杜平看到这情况，直接开口说：“彭总，您是司令员还兼着政委呢，这事儿署您的名更合适。要署我的名字，我觉得不太对劲。”

但彭老总依旧坚守自己的看法，他直接说道：“政治动员这事儿，政治部主任签字就搞定了。往后，所有政治工作都归你管。”

杜平拧不过彭老总，最后只能按他的意思，用他的名字给发出去了。

那时候，在志愿军队伍里头，咱们根本看不到国内的报纸，也没有收音机可用，所以国内有啥消息，咱们是一点都不知道。

1951年那会儿，杜平给志愿军党委出了个主意，说要办个《志愿军》报。他亲自在头一期的头版上，写了篇叫“三战三捷”的文章，讲了前三次战役是怎么打的，战果咋样，还有这些战役有多重要。这篇文章一出来，立马就受到了好多指挥员和战士们的喜欢。

1951年9月头几天，中央发了通知过来，说想让志愿军那边挑些战斗英雄，来北京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亲眼看看大典。

彭老总看完电报，直接说：“政治部那边，你们得给各部队发个通知，得好好挑挑人选。你五次战役都经历了，朝鲜战场和战斗英雄代表的事儿，你心里都有数。这次国庆观礼团，就你去当团长吧！”

9月26号我一回国，就碰上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9月30号那天，中央政府在怀仁堂办了场国庆大餐。饭桌上，杜平代表观礼团的人，给毛主席端了杯酒。接着，他又一一走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党和国家的大领导面前，给他们敬了酒。

10月1号那天，看完国庆阅兵后，志愿军战斗英雄观礼团就被分成了好几组，他们要到国内不同的地方去做报告。

10月23号那天，杜平又被请去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的大会，他是特邀代表。

11月3号那天，在观礼团准备返回朝鲜战场前，周总理见了杜平一面。他先是问了问杜平回国的感受，然后就说了：“咱们志愿军在朝鲜那边打得漂亮，这胜利给咱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鼓舞，这种效果，平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未必能做到。你们这次回来，亲眼瞧瞧，国内的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对志愿军那叫一个拥护，对抗美援朝这事儿，心齐得很。等你们再回前线，得把这些情况跟战友们说说，让他们也振奋精神，多打几个胜仗。以后啊，咱们还可以分批次安排些英雄模范回国看看，让前线和后方互相加油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