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当时被认为“反革命事件”的——“炮打张春桥”事件。起因大致为以下几件事：
1968年春，北京城发生了“杨、余、傅”事件。当月24日，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军队系统万人大会，会上宣布了对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三位高级将领职务的撤销。同时，黄永胜被任命为新的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亦进行了相应的改组。当天，出席大会的“中央文革”领导悉数到场，然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却并未出现在与会者的行列中。张春桥在上海。。
3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再次聚集了十万群众，举行了“中央文革”组织的“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并未邀请张春桥参会。
鉴于上海地区无人参与“三·二七”大会，徐景贤（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即刻通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女士，务必确保其准时抵达会场，对各位领导的讲话内容进行详尽记录，并搭乘航班将记录带回上海。
3月28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在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徐景贤指示其秘书在机场等候，待秘书取到文件后，便迅速赶往展览馆。这份文件系艾玲亲笔所写，详尽地描绘了当时北京会场的情况。徐景贤在向全体委员传达内容后，随即把这份珍贵的记录转交给了张春桥。
一些人对这些情况产生了质疑。市革委会委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的负责人朱锡琪提出了质疑：“如此关键的两次中央大会，张春桥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为何没有接到参加的通知？而且，北京的会议记录竟然需要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获取。”
夜晚时分，张春桥于康平路大院的小礼堂内主持召开了市“革委会”领导层会议。会议邀请了众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参加，旨在了解外界动态。张春桥向同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陈敢峰询问：“近期有何社会动态值得关注？”
陈敢峰表示：“近日，有流言四起，诋毁张春桥同志，称其为叛徒。”
张春桥听了，脸色阴沉,说:“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还说:“往昔我宽容过度，今后若再有人发表此类言论，我必不容忍。”言罢，他手中的烟蒂被狠狠地捻入烟缸。
然而，关于“张春桥存有历史争议”、“张春桥身为叛徒”的言论，在上海的传播愈发广泛。
四月之初，上海召开了“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随后，《文汇报》与《解放日报》接连不断地刊登了大量的“讲用”文章和报道，然而，新华社并未就此向全国发布统一稿件。
随后，报端刊载了张春桥前往江苏和浙江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消息。新华通讯社在播发稿件时，并未提及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在提及其他人物，例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则明确指出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然而，对于前来祝贺的张春桥，报道仅提及他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于是，众多人士开始对张春桥产生了疑虑。徐景贤曾向张春桥提出疑问：“在江苏和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新华社报道中，为何未见您提及您的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双重身份？”
张春桥言道：“那些内容原本是由新华社记者所拟，但在审稿过程中，我不得不将其删除。原因在于，中央并未赋予我以中央文革代表的名义进行祝贺的权限。我身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次前往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的身份出席的。”
4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但徐景贤不同意，说:“《北京日报》仅是北京的地方报纸，并非中央级的《人民日报》，亦非新华社或《解放军报》。关于要揭露杨、余、傅的黑后台究竟是何人，表述并不清晰，因此我不同意进行转载。”
此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通过保密电话与朱锡琪取得联系，透露了北京学生间流传着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传闻，并指出是陝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以党籍为担保，证实了张春桥的叛徒身份。艾玲还告知朱锡琪，其丈夫贺瑞林在总政二部能够接触到中央的传阅文件，这些文件末尾附有传阅人员名单，其中包含姚文元，却不见张春桥的名字。这一消息的传来，让朱锡琪对张春桥的怀疑愈发坚定。
4月11日子夜时分，朱锡琪在《文汇报》组织了一场规模有限的内部会议，旨在分析当前形势。与会者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讨论：
首先，在上海举办了“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新华社为何未对此进行报道？《人民日报》为何在数月间未转发表达上海观点的社论？
北京于3月27日举办了十万人参与的集会，而张春桥却缺席了此次活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新华社报道张春桥访问江苏和浙江，以庆祝“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但报道中并未提及他“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或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这是为何？
四是霍士廉为何以个人党籍为担保，声称张春桥为叛徒？
五是……
最后，朱锡琪起草了一份《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战斗队”。完成稿件后，即刻投入印刷，以醒目的大字印制大幅纸张，随后广泛散发与张贴。
4月12日的拂晓时分，徐景贤正沉睡于梦乡之中，突然被原市委“写作组”的朱维铮唤醒。朱维铮从墙上取下一张传单，递至徐景贤手中。徐景贤瞥见传单内容，顿时脸色大变，显而易见，传单直指张春桥。他急忙将传单转交给张春桥。张春桥尚未起身，徐景贤便唤来张的秘书，将传单交予其手。
清晨七点刚过，众多人群已聚集在外滩市的“革委会”大楼前方。其中，不少张贴标语的人身着军装。他们手持浆糊桶，沿着市“革委会”大楼一路张贴，直至“工总司”的所在地。(总工会)大楼。
当日上午，"炮轰张春桥"的口号标语遍布各处。徐景贤持续将现场情况汇报至兴国路的张春桥处。张春桥的秘书频繁出入，时而取来标语，时而携来情况简报，时而带来电话记录。
张春桥急了，电话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徐景贤、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数人前往其处，言道：“我方才收听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文汇报》所刊载的《北京日报》社论，社论中提及要挖掘出各地区的谭震林式人物。广播员在报道时情绪激动，声音都随之改变，他们此举意欲何为？”
徐景贤表示：“上海的发展动态理应向中央汇报，文元——”（其时在北京）战友，您是否了解上海的动态？是否考虑给他拨个电话，尤其是提及军队中有人对张春桥采取行动的消息，听听他的看法如何？
他们于张春桥的办公室拨通了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闻言颇感惊讶，回应道：“我对此事尚不知情，我将即刻向江青同志进行汇报。”
十五分钟后，姚文元来电表示：“江青同志对上海发生的状况极为关注，特地问候春桥同志。至于军队中有人参与‘炮打’事件，江青同志表示，她将立刻联系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同志。”（当时担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谈这件事。”
听闻江青挺身而出为张春桥保驾护航，众人心情顿时放松不少。然而，他们心中却也明了，单凭姚文元与江青之力尚不足以定夺，亟需向毛主席及党中央作出正式汇报。
徐景贤深知张春桥有所顾虑，便主动请缨，提议道：“是否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送一份电报，详述上海当前的局势，由我来执笔起草。”张春桥对此并未表示异议。
徐景贤自兴国路离去，重返康平路大院，独立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文。电文中详尽记录了上海“炮打张春桥”的局势以及时下的形势要点，尤其是身着军装的民众走上街头书写标语、张贴大字报，积极参与“炮打”活动的动向。完成电文后，他亲自签署，并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经由机要室迅速发送至党中央及毛主席手中。
徐景贤发送电报之际，恰逢王洪文携“工总司”一众头目而至，高声呼喊要求展开反击。王洪文言道：“若我们未能明确表示反对‘炮打张春桥’，基层的造反派恐将陷入混乱。”他续道：“‘工总司’内部已有动摇之声，例如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张宝林，便在墙上模仿《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口号刷标语，不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由张春桥、姚文元领军。”
徐、王言谈间，收到当天（4月12日）《文汇报》第三版以通栏大字醒目地印着五句激昂的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对于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事，文中却只字未提，更不用说提及张春桥和姚文元了。
徐景贤对王洪文指示道：“请你在总工会大楼之上悬挂一条醒目标语，内容为‘誓死捍卫毛主席亲自扶持、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航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如此一来，上海各界人士自将一目了然，洞悉‘工总司’的坚定立场。”
当日下午，中央政府派遣专机赴上海，将张春桥接往北京。与此同时，上海方面“炮轰张春桥”的声浪愈发高涨。
1995年，徐景贤刑满释放之际，撰写了一篇回忆录，其中描绘了那日的情景——
张春桥离去之后，我乘坐车辆外出闲逛。沿途，街道上“炮轰”的巨幅标语遍布，署名者多为化名。南京路上的行人比往日增加了数倍，尤其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他们手提浆糊桶，将标语从校园一直张贴至上海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上。
标语的内容也升级了:“揭露杨、余、傅背后的黑手——张春桥！”“彻底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置，周围环绕着红圈，并划上粗大的叉号。标注为“复旦大学捕捉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驱逐瘟神战斗队”。围观的人群紧随贴标语的队伍，在路上穿梭拥挤。
我的车辆行驶至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旁，沿着南京路蜿蜒而行，却逐渐失去了动力。抵达浙江路口时，形形色色的人群如潮水般涌现，有人张贴标语，有人驻足观看，有人交头接耳，场面一片嘈杂。车辆随之被滞留，排列成蜿蜒的长龙。
抵达第一百货商店门前，车辆已完全停滞不前，四周人潮涌动。我迅速拉上窗帘，以免引人注目。几名年轻人冲到车头，好奇地张望后排乘客。其中一人高声呼喊：“徐景贤！徐景贤！”随着他的声音，众人纷纷围拢过来。坐在驾驶舱的警卫员迅速按下车门锁，挥手示意人群退散，并对司机急切地指示：“无论如何，必须冲出去！”司机全力按响喇叭，经过十多分钟的艰难努力，才勉强驶出了一段距离。随后，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人群，我终于得以冲破重围。
徐景贤步入康平路大院的办公室，目光落在东海舰队呈送的一份电话记录——《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上：首先，指出上海地区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进行炮轰，军队方面切勿介入；其次，要求将已张贴的大字报全部覆盖；最后，强调切勿组织反击行动。
与此同时，徐景贤还接到了复旦大学空军第四军“军宣队”的电话汇报。该队表示，他们已从空军方面获得明确指示，向学生们传达了反对炮轰张春桥的立场。
听闻此消息，徐景贤如获至宝，立刻决意对“炮打”派发起强有力的反击。此时，市“革委会”政宣组的工作人员向徐景贤反映，指出上海政宣系统的群众思想陷入一片混乱。这是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力挺“炮打”理念，导致政宣系统内部形成了两派对立。其中，反对“炮打”的一派强烈要求与《文汇报》及朱锡琪展开辩论。
徐景贤在览阅了李作鹏与空军发来的电话指示后，深感这乃中央意志的体现。他心中暗自思忖，既已握有王牌，便果断决策：“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即刻召开一场大型辩论会，务必通知朱锡琪等人准时出席。”
不久后，徐景贤向马天水和王少庸透露：“今宵将有一场激烈的大辩论，咱们将直面挑战，意图挫一挫朱锡琪的锐气。”
马天水：我和徐一起去。
王少庸表示，他将坚持留守在康平路大院。然而，他建议邀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高志荣一同前往，届时将由他负责在会议上传达李作鹏所提出的电话指示中的三项要点。
当日晚间，于外滩市的“革委会”一楼大厅内举行了一场辩论会。马天水出席了此次会议。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高志荣（东海舰队副司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于主席台前的长桌畔落座。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四周的通道上也挤满了人群。与会者不仅包括政宣、文化等各基层系统的代表，更有工交、财贸、科技、地区以及郊区等各系统选派的代表。朱锡琪带领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成员，占据了前排的显要位置。
徐景贤主持会议, 宣布辩论会开始。以朱锡琪为首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队员一个接个站起来，指名道姓地向张春桥提出各种质疑。接着,朱锡琪站出来发言,他说:“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日立誓而来，誓要取得全面胜利，方才收兵。在此，我再列举十个‘为什么’……”
朱锡琪话未说完，徐景贤便按捺不住，猛地拍案而起，高声质问：“朱锡琪，你竟敢在此大肆散播不实言论，意图煽动民众！我这就逐一为你解答疑问……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选用何种头衔、职位、职称，难道你朱锡琪对此一无所知？你曾参与市革委会的内部会议，亲眼目睹了张春桥同志的清白，难道不知他未曾被捕，怎可能是叛徒？你却在公共场合公然造谣，究竟意欲何为？至于中央对张春桥同志的态度，现在请市革委会领导和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向大家转达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项重要电话指示。”
鉴于先前并未提及中央军委的“电话指示”，众人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此刻，身着海军制服的高志荣从皮包中取出了一份包含三点指示的电话记录单，逐字逐句地宣读。宣读完指示后，他坚定地表示：“我代表上海部队，将坚决服从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我们绝对不参与炮击行动。”
徐景贤进而威胁道：“身为上海主要报纸的负责人，且兼任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员、政宣组组长，竟敢率先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发起攻击，其性质尤为严重！”
此刻，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呼唤：“朱锡琪，请发表意见！朱锡琪，请表态！”然而，朱锡琪并未作出回应。《文汇报》中作为“造反”派核心成员之一的邵传烈，则明确表示支持中央军委办事组提出的三个指示。
由此，全市的“炮打”局势急剧逆转。自次日始，政宣系统接连举办了数场批判大会，朱锡琪亲自出席并遭受批判，其市“革委会”政宣组组长及《文汇报》主要负责人的职位亦随之被剥夺。
随后，上海接连召开会议，致力于清除“炮打张春桥”思想的残余影响。在延安西路二00号的文艺会堂内，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聚集一堂。徐景贤以惊人的言论，借助历史进行对比，指出：“四十一年的前夜，1927年上海曾爆发‘四 ·一二事件’，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残害了大量共产党人的时刻。而今，四十一载后，上海再度面临‘四·一二事件’，有人将炮火对准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他们为何选择这一天发起攻击？这难道是巧合吗？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在市委和市人委领导层会议上，徐景贤情绪激动地强调：“对于受到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想影响，而参与炮轰事件的人，我们尚可理解。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我们机关内部，竟然也有人站出来响应，这种行为绝不可容忍。我们不禁要问，那些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何在？有人试图为自己辩解，称仅为短暂的动摇。我必须明确，哪怕是一分钟的动摇也是不可接受的！”
会议现场即刻作出决定，对两个机关展开重点整风，实则旨在全面审查所有人员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言行，查找是否存在不当言论，其势头之猛烈不容小觑。市委监察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因在“四·一二”期间对张春桥的历史有所议论，如今面临追查，深感恐惧，竟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的海格大楼七楼一跃而下，不幸当场丧生。
如此一来，《文汇报》上的“炮打”风波得以平息。市革委会政宣组以及相关机关内部随即展开了全面清查。某晚，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等市革委会领导，连同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一同抵达复旦大学，召集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召开了一场大型座谈会。会上，众人共同批判所谓的“炮打”逆流，并高声赞颂张春桥。借此，复旦大学内对“炮打”的声势亦被尽数压制。
翌日，王洪文将一份文件呈递至徐景贤手中，提及国防科委上海研究所在内的一些同仁参与了所谓的“炮打”活动。他们疑虑背后有势力操控，因此决议委派王洪文对科技领域的“炮打”现象进行深入调查。
上海市委对“四·一二”事件的调查进展，每日均向张春桥、姚文元进行详细汇报。正当上海方面全力以赴展开追查之际，却意外地遭遇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
对于此事，徐景贤在1995年服刑期满、重获自由后，曾在回忆性的文章中对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夜幕降临，张春桥自北京来电，关切地询问：“朱锡琪近况如何？”
我表示：“目前正面临《文汇报》的批判，然而检讨内容显得不够深刻，未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张春桥问：“他愿意检查吗？”
我困惑地回应道：“这个嘛，他也是身不由己。”
张春桥言道：“只要愿意进行自我检查，便足矣。若群众未能接受，我们便需展开说服工作。我建议，你应前往《文汇报》亲自主持一场全体员工大会，同时邀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派员出席，朱锡琪及其麾下众人也应一并参与。请朱锡琪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待其检查完毕，你便率先鼓掌，以示对其欢迎。”
我坦言：“这或许颇为棘手，民众的情感似乎一时难以扭转。”虽是如此，我内心深处却也感到同样的无力，这无疑是一个彻底的转折，宛如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张春桥在电话中对我的困境感同身受，他耐心劝慰道：“务必牢记群众的感受，此次行动涉及众多人，若能将朱锡琪从困境中解救，其他人的心头大石也将随之落地。”
我言道：“某些问题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深入探究，例如关于部队的问题，我们才刚刚着手部署。”
张春桥语气坚定地表示：“不必再调查了。关于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以及国防科委的事宜，一律不再追究。”他继续坚决地说：“请你确保《文汇报》的事务妥善处理，并将朱锡琪留任报社，从事常规编辑工作。毕竟，我即将返回上海，届时我会再向大家详细说明一些情况。”
自那天接到电话以来，关于究竟发生了何事，我实难明察其详。然而，对于张春桥的指示，我始终坚定地予以贯彻。
翌日夜晚，依循张春桥的指令，我前往《文汇报》主持了一场大会。鉴于先前我们持续升温、层层递进，此次却需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担心与会者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若会上众多人对朱锡琪的检讨表示不满，进而引发进一步的批判，那将变得相当棘手。因此，我提前与新任命的市政宣传组负责人绳树珊进行了沟通，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布置，透露了相关信息。待朱锡琪完成检讨后，我指示他们在发言中表达对其进步的欢迎态度。
那晚，我首先发表了开场致辞：“凡人皆有失，犯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否勇于改正。今天，我们特地给予朱锡琪同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朱锡琪步至台前，未抬其首，神色凝重，详述了自己如何陷入“炮轰”事件的始末，并坦诚认错，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他话音刚落，我便率先鼓起了掌。真所谓“孤掌难鸣”，与会者事先毫无准备，不知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脖颈，好奇地望着台上究竟发生了何事；有的人虽想附和鼓掌，却又慑于场合，不敢发出声响。唯有绳树珊和政宣组的几位同仁，因事前已有安排，才跟随我稀疏地拍了几下。这零散的掌声，勉强算是完成了张春桥交代的任务。
紧接着，我表示：“朱锡琪同志今日的检讨，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市革命委员会已决定，鉴于他对错误的深刻认识，自明日始，将委派他参与《文汇报》的编辑工作。在此，我们希望《文汇报》的全体革命同仁能够紧密团结，振奋精神，不负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托，将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加出色。”
此刻，全场洋溢着热烈的掌声。朱锡琪亦被深深触动，热泪盈眶。这一喜讯迅速传遍全市，各个系统中的清查工作随即暂时搁置。
返抵上海后，张春桥便将王洪文、马天水以及我等召集至兴国路招待所。他偏爱吸食无过滤嘴的中华香烟，认为带有过滤嘴的香烟口感欠佳，手中的香烟熏得他的手指泛黄，一边吸烟，一边与我们交谈。
他感慨道：“此行至北京，方始明了，竟是毛主席亲自相邀。那晚，我依循通知前往中南海拜访主席。不料，当我抵达时，老人家竟已站在门口等候，我急忙上前与主席握手，问候起居，内心充满了不安。”
他续道：“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情况，并提及了此次炮击事件。主席表示：‘此事我已有所耳闻，故特地召你前来。你可以告诉那些向你炮击的人，‘无事’。你看，北京不是有谢富治吗？学生向他炮击，他回应学生们‘无事’，结果那些学生便不敢再继续炮击了。”
聆听了这段传达之后，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才知晓张春桥之所以要求我们实施急速转变。
显然，“四一二”事件的调查似乎已进入尾声，然而，真相的揭露远未画上句号。
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张春桥屡次提及，那些身着军装者参与“炮打”之举，仍旧耿耿于怀。他多次强调，“炮打”事件的背后疑云重重，诸多疑点亟待调查。
至1970年，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查运动之际，王洪文提议在上海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大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其中，1968年的“四一二”炮击张春桥事件被确定为清查工作的重点之一，并获得了张春桥的正式认可。
于是，市“革委会”文教组将那些先前已毕业并分配至外地工作的大学中的活跃分子，再次调回上海。此举实质上是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并开设了学习班。最终，对复旦大学的马立新、劳元一，以及上海师院的李功佐等人，作出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判定，并将他们重新分配至外地工作。
朱锡琪原本从事着常规的编辑工作，当他得知“十大事件”名单中有一件与他相关时，心中不禁充满了恐惧，遂逃离现场。在外四处躲避了数日，他自感陷入了绝境，无奈之下，只得重返。在随后进行的清查中，不仅朱锡琪本人受到了审查，连《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全体成员也未能幸免，打击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当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成员，共有十几人，他们被集体调至上海，并被拘禁于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他们的罪名是，在办事处向上海传递了有关怀疑张春桥的材料后，被指控为“炮打”。
不仅如此，当时市委的“写作班”成员朱维铮被派往北京办事处，他与艾玲的交情颇深，两人谈天说地，曾共同讨论过江青过往的历史以及她在延安的经历。在审查艾玲的过程中，朱维铮也被一同拘禁。在被关押于市民兵指挥部期间，他几乎每日都在大声呼喊，用拳头猛击、用脚踢打铁门，强烈要求被释放，然而无人理睬他的请求。
经过漫长的查询，我始终未能发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问题所在，无奈之下，只得释放了其他人，而艾玲却依然被拘禁。艾玲的情况，我得知于她的丈夫贺瑞林。时任总政部长张春桥因某事心生怨恨。林彪事件过后，他晋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凭借在军队中的权力，他指示总政对贺瑞林进行了专门的调查。
据相关数据显示，因参与“炮打张春桥”运动，上海共有两千五百余人遭受打击与迫害。在这其中，两百余人被实施隔离审查，剥夺了回家之权。而四百四十余人虽接受了学习班的审查，但尚能返回家中。令人遗憾的是，审查过程中，有五人因压力过大而离世，另有六人精神受到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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